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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鹅洲成唯一未遭厄运江豚栖息地

发布日期:2019-08-22 14:55   来源:未知   阅读:

  今年4月,江豚群死事件频频见诸报端之后,农业部也组织专家在鄱阳湖等地区进行江豚死亡原因调查。这次调查过后,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也可能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像湖北石首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期在省市多方的协调下,就有可能将附近的黑瓦屋长江故道也纳入江豚保护区范围,“为江豚营造一个范围更大的家”,湖北洪湖的长江新螺白鳍豚自然保护区,近期也可能开展迁地保护工作。

  尽管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有了天鹅洲、新螺和铜陵三个国际级保护区,鄱阳湖和镇江两个省级保护区,洞庭湖和安庆两个市级保护区,加上水生生物所在武汉的白鳍豚馆,基本上已经形成7个保护区+一个科学馆的保护网络,但由于江豚是一个洄游范围非常广,仅靠这几个点状分布的保护区,仍不足以保证其在长江持续生存。

  王丁和于道平均表示,虽然从保护物种的角度讲,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在长江干流原地保护,但从现在情况看,在长江干流,实施迁地保护已是唯一的选择。对于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迁地保护不太现实,“只能实施原地保护”,当然,结果很难预料,做得好将是江豚在自然环境下得到“拯救”的经典范例;做得不好,两个湖泊中的江豚命运难料。

  2012年5月20日早晨,天鹅洲长江故道里的长江豚类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仍在一如既往地进行江豚的养护、监测等工作。自1992年这里成为白鳍豚国家保护区以来,这里一直默默固守着长江沿岸原有的部分风貌。相比附近的麋鹿国家级保护区,这里可谓冷清。但最近一个月来,这里却成为媒体、农业部官员、为什么用win10上中国政府网上不,长江中下游沿江省市官员、NGO组织、公益志愿者们争相拜访的地方,原因无他,在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江豚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时候,这里成了唯一一处未遭厄运的江豚栖息地。

  保护区建立之初就在此工作的水产高级工程师高道斌,对今年以来这样的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位亲眼见证了天鹅洲故道内江豚种群一步步壮大的前水产工作者,说起保护区内的经验,却是连声的“侥幸”。最大的“侥幸”当然是天鹅洲这块“宝地”及其周边89公里的长江干流,由于早早划为保护区,这一地区的工业开发较之其他地区程度较轻,而早早与水生生物所等科研机构的合作,令其不仅保存和壮大了一个种群,也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数据和材料。

  但令高道斌“侥幸”的并非这份天时地利,而是保护区顺利挺过了1998年和2008年两场大灾难。1998年的大洪水,使天鹅洲故道与长江干流再次合为一体,灾后,为防止类似情况出现,保护区在上游与长江连通之处,修建了水闸。从此,天鹅洲故道与长江不再直接连通。庆幸的是,那次洪水并未使保护区内江豚受到太大冲击,且当时长江江豚数量尚多;不幸的是,天鹅洲从此孤悬江外。而另一次则是2008年的冰灾,“当时整个天鹅洲水面都结了冰,不少江豚因此冻伤”,高道斌说,灾后,水生生物所组织了对保护区内江豚的全面体检,而现在养在保护区网箱中的两头江豚“天天”和“鹅鹅”正是在当时被冻伤的。

  天鹅洲如今成了江豚“最后的乐园”,但高道斌仍旧担心这里的环境可能恶化,“前几天还I类水质,这几天就下降了”,高道斌说,这正是因为修建水闸后,故道内江水不能与干流循环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下游原来连接长江的位置也修一个水闸,“使水循环起来,水质可能会更好一点,鱼类资源也许能更丰富”。

  当然,如果附近的黑瓦屋长江故道也能纳入迁地保护范围,并与天鹅洲故道连通起来的话,受保护的江豚数量和活动范围,都将进一步增大。但高道斌认为,建水闸和连通黑瓦屋故道的事情,也不可能一下就能实现,“现在我只敢保证,在我有生之年,天鹅洲的江豚们,会活得好好的,整个江豚种群有没有未来,谁也说不清楚”。

  在这个江豚频频非正常死亡的时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长江下游的另一处国家级保护区,安徽铜陵豚类自然保护区内,有一头小江豚出生。80后公益导演乔乔5月17日在铜陵保护区拍摄公益微电影《迷失的家园》时,有幸拍到了小豚伏在母豚背上的“驮背”现象,“那是我沿江一路拍摄下来,看到的最给人希望的景象”,乔乔说。

  2012年3月底,就在长江流域第11个春季禁渔期正式开展之前,长江安庆江段的渔民们,在长江上进行了今春最后一次捕捞。“几百条渔船,当天的收获一共是5斤9两鱼”,安庆渔政码头的桂船长,说起他们“管辖”下的这些渔民们可怜的渔获,满脸的悲悯之情,“长江里面已经基本捕不到像样的鱼了!”接着又是一番感慨,“人都找不到野生的河鱼吃了,江豚哪还有吃的?”

  电鱼、炸鱼、毒鱼,种种“涸泽而渔”的捕鱼方式,在长江流域,早已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消息了,而是时常发生的事件。但鲜少为人关心的是,即便渔民们采用了如此极端的方式捕鱼,他们又收获了多少鱼呢?结果同样触目惊心,“即使渔民冒着被处罚的危险,偷偷地使用这些方式捕鱼,他们捕到的鱼,也不到上世纪80年代在江上撒网捕鱼收获的零头”,作为渔政管理人员的桂船长表示。

  安庆师范学院的于道平老师则提供了一组更有说服力的数据,“1985年前后,渔民用普通渔网捕鱼,一晚上大概能捕到120斤左右,现在,一晚上只能捕到1-2条鱼”,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收获质量下降,“以前捕获到的70%以上都是洄游性的四大家鱼,现在则不到20%,其他都是定居性的野杂鱼”。于道平说,我们真不能一味去指责渔民违规捕鱼,实际上,除了少数人蓄意违法捕鱼以外,大多数违规操作的渔民,“确是因为生计不得已而为之,而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的收益,也远不及以前正常捕鱼”。

  鱼类资源的迅速萎缩,使得长江实施了10年多了春季禁渔,投入甚大而效果甚微。就在今年的长江春季禁渔期开始时,网上爆出新闻称,长江刀鱼(学名:长颌鲚,鱽鲚)已成为奢侈品,单价达到令人咋舌的8000元/两的天价。高道斌说,鱽鲚在部分迷信的人眼里,将其视为“菩萨鱼”,其价格虚高,虽有一定道理,但本质上,仍是这类长江小型鱼类数量的急剧减少。

  统计资料显示,1973年长江沿岸“江刀”产量3750吨,1983年约370吨,2002年后年产量不足百吨,2010年80吨,2011年12吨……价格则与此相反,2002年每500g收购价只需200元,到了2012年,据于道平介绍,一条375克的大“刀鱼”,卖出了5.9万余元的天价!

  这种已经金贵到人都无法承受其价格的“刀鱼”,却曾经是江豚的最爱。虽然江苏等主产区对刀鱼已实施持证捕捞制度,但巨大的利益驱动、以及水污染的不见缓解,使得“刀鱼”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很少能进入其在长江小孤山江段以下的产卵场。而“刀鱼”的鱼讯期,恰恰又是江豚的生产哺育期,自然界原本完美的生态链组合,终于一丝丝被割断。而渔民们,只好在空落落的渔网中,回味他们旧日的美好时光,或者是铤而走险。

  如果你在这个季节沿着长江中下游地区行走,你一定会看见大片大片的杨树,当地人把这种原产意大利的杨树称作“意杨”,不管是公路、高速路、江岸、河堤,都能见到这种速生树种的生长。作为一种植树造林、绿化家园的好树种,意杨的推广,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它的足迹也伸展到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比如江岸。

  于道平说,在长江的江岸上,以前生长着许多叫做“水柳”的树木,这些树和其他长在淹水环境中的树木一样(比如红树林),长有很多的气生根。有水柳气生根密闭的江岸,对于船舶停靠,可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但对于鱼类而言,却是天然的产卵场。但现在,这一切几乎消失殆尽,江岸两边,随处可见的都是笔直生长的意杨,林下,除了稀疏的杂草,其他的任何树木均不见生长。

  “加上原来江岸滩涂上大面积的芦苇,逐渐被人们破坏、垦荒,长江沿线能够作为鱼类产卵场的场所越来越少”,于道平说,虽然我们每年都在搞禁渔,也在进行增殖放流,但如果长江鱼类遗失了它本来的繁衍场所,再多的增殖放流,也无法完全恢复长江的鱼类资源。“禁渔不仅要从管理上着手,也需要在技术上跟进”。

  实际上,这种有的部门在保护长江鱼类资源,有的部门在破坏长江鱼类栖息地的事情,早就屡见不鲜了。比如前述的滩涂开发过程中破坏芦苇丛,就很少征询渔业部门的意见。加上长江上游建坝、下游来水减少,而航运需求却又日益增加的现状,航道部门也不得不每年在长江进行大量疏浚工作,其结果是,有限的水流逐渐都被汇集到主航道中,而原有的江滩、湿地,慢慢地也变成了江边农用地。而这些地方,恰恰是江豚曾经最喜欢往来的场所,因为鱼类资源丰富。

  这些“正常”的活动加上屡禁不止的违规采沙、违法排污等现象,正是造成长江鱼类资源迅速枯竭的原因。于道平认为,限制进行这些作业肯定是不可行的,但制定确实可行的措施,在采沙、疏浚航道、开发江滩时,征询一下渔业部门意见,哪些地方可以开发、哪些地方绝不能动、什么季节可以动、什么季节不可以动、挖多少能控制影响等,都是可以规范的。

  但现实并不这么乐观。除了少部分受保护的江段,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很难找到纯自然的江岸,防洪、通航永远是第一位的,哪怕“顺道”考虑一下渔业资源的存续问题,也无暇多顾。失去栖息地的鱼儿,在长江里的数量越来越少,江豚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今年意外死亡的多头江豚,经解剖,不少腹中空空如也,也证实江豚的群死,很大程度上是食源性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与去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面积干旱有关联。

  在与长江连通的各大湖泊中,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湖泊的面积还在迅速减少。以鄱阳湖和洞庭湖两大湖为例,据遥感数据测算,1983年时,鄱阳湖的湖面面积约有9076.109km 2,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据变为4014.972 km 2,洞庭湖与此类似,1983年时有6688.127km 2,到了2008年,仅剩下4020.348 km 2!

  湖面面积缩小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在湖区围垦形成的“垸子”里的居民们,接着在湖岸围湖养鱼、网箱养鱼,进一步缩小野生长江鱼类的生存空间。实际上,不仅在两大湖里“迷魂阵”、“网箱”密布,在中下游地区与长江连通的大小湖泊中,处处均是这类景象。而且这些湖泊早就先于鄱阳湖一步,建了与长江阻隔的水闸。于是,这些原本和长江唇齿相依的大小湖泊,终于都成了各地的“内湖”,“内湖”里,是大大小小的养殖场。捕鱼为生,已经成了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为了满足部分人奢欲而进行的奢侈行为。

  这样的围湖给地方带来了多大的效益呢?以安庆为例,该地每亩湖面租给养殖户的租金大约在几十元到百来元不等,以湖面面积10万亩左右计算,即便沿岸全部租给养殖户,一年收益也就几百万。但这样带来的后果却是长江鱼类进入湖泊“有进无出”,原本应该有的调蓄功能,却转变为单一的“换水排污”。

  于道平认为,这才是长江中不少鱼类濒临灭绝的“致命杀手”。“长江沿岸湖泊本来就是不少鱼类的产卵场,这下全没了!”而给地方带来的收入,即便各地加到一起,也不及渔业部门每年在禁渔期进行增殖放流等活动投入的资金多。而禁渔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甚至越禁越少。高道斌也认为,真要恢复鱼类资源,靠禁渔的手段,“至少需要禁十年”,显然这是不可能实施的。

  因此,于道平认为,要解决当前江豚的原地保护危机,首先就是要“解放”湖泊,“只要长江里有足够的鱼,江豚就不会灭绝!”。“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林业部门设立生态公益林、国家级森林公园等保护性功能场所那样,在长江沿岸设立一些国家级的生态湖泊呢?”他认为,只要在长江中下游宜昌到上海江段1800多公里的水路沿岸,每隔100公里左右,选择一个水域面积大于10万亩的沿江湖泊即可,“也就18个,按照目前用于养殖的租金收入,每年投入不到一个亿就可以维持”,而一旦线个生态湖泊,“长江渔业资源迅速枯竭的现状就可以逐渐缓解”,而地方政府,也可以借此进行一些诸如休闲、观光等现代农业旅游项目,“既保护了环境,又能从保护环境中获得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

  想法虽好,但现实却非常艰难。同样是在安庆,农业部曾希望在西江故道形成一个类似天鹅洲的江豚迁地保护基地,就因为地方政府要价太高,不得不半途而废。于道平对此也颇为无奈。而他最怀念的却是上世纪80年代在安徽铜陵从事白鳍豚保护工作时的时光。

  “鱼汛来的时候,前面是大群的鱼在拼命游动,后面是几头白鳍豚在追逐捕食,渔民们在这个时候赶紧拿着渔具跟着白鳍豚跑”,于道平说,在渔民们心目中,白鳍豚就是“渔神”,有它出现,就代表渔获。“可惜这样的时光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连江豚也保不住,我们这些研究淡水鲸类的人,以后脸都不知往哪搁了”。